公元263年，魏國分三路進攻蜀漢，魏將鄧艾抄小路攻入蜀中，劉禪派諸葛亮之子諸葛瞻阻擊鄧艾。諸葛瞻在綿竹戰死，魏軍進而逼近成都。這時，姜維率領的蜀軍主力還在成都以北的劍閣駐守，毫無損傷。后主一聽敵軍逼近，慌作一團，不知所措。急忙召集大臣商議。

有人建議后主逃向南中地區(今四川南部及云貴部分地區)，有人建議東投孫吳。光祿大夫譙周力主降魏，后主最終采納了降魏的建議，反縛自己的雙手，出城向鄧艾投降，并根據鄧艾的命令，下令蜀軍全部投降。

劉禪投降的當時就有一部分人堅決反對投降。反對最激烈地要數劉禪的兒子——北地王劉諶。劉禪采納譙周的建議，決定投降的那一天，劉諶憤怒地說：“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后主不聽。于是劉諶先殺了妻子和兒女，最后又自殺。對于劉禪不戰而降，人們評價歷史時大都持反對意見，唯獨王隱在《蜀記》中講：劉禪之所以寧背罵名而不作辯解，乃“全國為上之策”。認為劉禪的投降是以全國為重。那么，劉禪為何在蜀軍主力尚存的情況下，決心投降呢？

其一，魏國三路進攻，使得蜀國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在軍事上完全陷于被動地位。

263年秋天，魏軍 16萬人征蜀，鐘會率軍攻取漢中，姜維敗守劍閣。鐘會重兵屯駐在劍閣城下，一時難以攻下。鄧艾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率軍從陰平由小路經漢德陽亭到涪城，離劍閣以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用奇兵攻擊防守虛弱的成都。在這種情況下，耽于享樂的后主劉禪，對抗戰已經絕望，認定蜀國滅亡是早晚的事情。

其次，鄧艾率領精兵萬人，長驅直入，不戰而降蜀國江由守將馬邈，一戰而殺諸葛亮之子諸葛瞻，突然兵臨成都城下，對蜀國君臣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威懾。正如《三國志》所記：“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總之，鄧艾的奇襲之術徹底擊潰了蜀國人的心理防線。

以上可以說成是威逼，除了威逼，還有魏國的利誘。

魏國雖然兵分三路進攻，但主力部隊實由鎮西將軍鐘會率領。在攻取漢中以后，鐘會在發表的一篇告示中，論證了抵抗必敗的理由，列舉了投降魏國而被任用的事例，勸說蜀國人“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鐘會的宣傳是有效果的。在大臣會議上，譙周力主投降，告訴劉禪說：“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劉禪拿不定主意，譙周又上書說：“原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就這樣，在利誘之下，庸懦的劉禪下定了投降的決心。

實際上，也正是如此。鄧“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群臣六十余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鄧艾“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鄧艾在263年的十二月上書司馬昭時，依然堅持：“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吳以為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總之，魏國的利誘消除了蜀國投降的后顧之憂。

此外，國內政局的不穩，使得蜀國認為抗戰難以持久。在大臣會議上，力主投降的譙周，針對南奔的主張，駁斥道：“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后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群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認為如欲難逃，恐怕會在途中，發生不測事件。

大臣會議后，劉禪拿不定主意，針對南逃的主張，力主投降的譙周又在上疏中補充說：“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逼之，窮乃幸從。是后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認為南方的少數民族會發生叛亂，不會跟隨劉禪抵抗魏軍。此其四。

其五，吳國的衰弱使劉禪放棄了投吳的念頭。魏蜀吳三國之中，魏國最強，吳國位居第二。但孫權死后，吳國政局不穩，朝政日非，使得吳國迅速衰落，難以抵擋魏國的攻擊，早晚必亡。在這種形勢下，吳國和蜀國雖是同盟的關系，在蜀國看來，投吳的結果，依然是要被魏國所擄，還不如趁早投降的好。

其實，蜀國是戰是降的決定權掌握在劉禪的手里。如果劉禪有劉備之風，也絕不會投降。可惜的是，劉禪一向貪圖享樂，沒有雄心壯志，他老爹當年東逃西走，東征西討的生活他可過不了。加之，此時已是60余歲的老翁，經不起折騰了。所以，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顧歷史的罵名，毅然決然地走上了投降之路。

劉禪的投降，從客觀上說，加速了西晉統一全國的歷史進程，減少了戰爭對社會生活和生產的破壞。魏蜀吳三國之中，魏國最強，人才最多，北方的魏國統一全國是歷史的總趨勢，雖然蜀國如若抵抗到底，還能夠茍延殘喘幾年，但終究無法永遠割據一方。劉禪的投降，從他個人來說是恥辱，是無能的表現，但卻有利于國家的統一，對于整個國家來說是一件好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