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7歲的洪希厚按照當地洪張兩姓聯姻的習俗，嫁給了同樣來自貧寒人家的張治中，并陪伴他直到1969年去世。張治中的兒子張一純說：“‘國共’兩黨高官唯有倆人一生只有一位夫人：共產黨有周恩來;國民黨有張治中。”張治中的女兒張素我說：“母親沒文化，到北京之后因為要參加會議，才學會寫自己的名字。”因此，當時國民黨中不少要員都和張治中開玩笑，勸他另娶出身高貴的小姐。而當時高官家庭連娶三妻四妾并不鮮見。張治中卻說：“她是我孩子的母親，也是我的家鄉人，拋棄了她，我將來何以向子女交待，何以面見家鄉父老？”

據張素我姐弟等人回憶，“母親一生對父親的工作從不亂發表意見，但有一次，母親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時，張治中準備赴淞滬抗日戰場，他的四弟張文心也將前往。張文心七歲時即由洪希厚帶大，兩人感情深厚，洪希厚對丈夫說：“開戰時，讓文心留在你身邊，好嗎？”對于妻子的這一請求，張治中說：“我知道你的意思，但仗一打起來，是不分前后的。這次去上海，我已做好了戰死的準備，作為一名軍人，文心也應當如此。”

張一純說：“任何時候，只要不打仗，父親和母親總是在一起。母親善于持家，我們全家的衣服鞋子都是母親自己做的，他們從不讓我們做少爺小姐。”1937年“淞滬會戰”結束后的一張照片上，張素我與父母合影，“我與母親長得很像”。這時的張素我正在父親1929年創辦的洪家疃黃麓小學擔任校長。秘書陶天白，曾在張治中后來創辦的黃麓師范學校求學，他記得張治中親題的校訓是：敬勇誠毅。他回憶說：“當時他(張治中)是國民黨中央軍校的教育長，軍銜為上將，一個月的薪水與蔣介石、馮玉祥等人一樣，都是800銀元。當時南京市民一個月生活費是3個銀元，所以他余下來的錢很多。有些軍政要員把余下來的錢，或討小老婆，或游山玩水，或蓋別墅;而他認為民族的振興重在教育，所以他把這些錢留下來興辦學校，這一點令人很佩服。”

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作為國民黨要員的張治中言論激烈。到1925年夏，他“言論和態度，都被‘右派’所看不慣，”因此被“右派”視為“紅色教官”、“紅色團長”，把和張治中關系密切的鄧演達、惲代英、高語罕稱為“黃埔四兇”。“周總理和我父親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他們的友誼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時期’。”張一純回憶起周恩來與父親的往事，思緒一下子回到了1989年。

這年的春天，鄧穎超邀請張治中子女去做客，她對張一純說：“你父親是個非常有意思的人。我們這位老大哥喜歡開玩笑，他講笑話，別人哄堂大笑，可他自己卻一點兒也不笑。”鄧穎超舉例說，“1925年我同恩來在黃埔軍校結婚，那時恩來是政治部主任，你父親是新兵團團長。我們結婚很保密，除了你父親，別人誰也沒告訴。誰知你父親一定要請客，他安排了兩桌酒席，找了幾個會喝酒的人來作陪。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沒喝，卻把恩來灌醉了。最后他找來衛兵把恩來抬回去，直到第二天，恩來的酒也沒醒。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張素我說：“母親和父親是指腹為婚的，相濡以沫一輩子。母親沒有文化，卻跟著父親見過許多大世面，她性格開朗，與宋氏姐妹、何香凝等許多高官夫人交好。”當張治中和“中共”接觸后，洪希厚又和鄧穎超成為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