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初年的山西旱災，在中國荒政史上意義非同凡響，不僅因為其災情空前嚴重，還由于在賑災過程中涌現了前所未有的元素，即外來慈善家以一？大大出乎傳統中國人意料的方式介入了救濟事務，從而給中國注入了一種全新的慈善觀念。

參與山西賑災并取得了重大成效的外來慈善家就是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1870年來中國，在中國度過大半生，因其廣交政壇和知識界精英，對晚清政局有相當的影響力。李提摩太于1878年初進入山西。他的回憶錄《親歷晚清四十五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中保存了一些當年的日記片斷，讀來觸目驚心。在受災最重的山西南部地區，李提摩太“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尸體。其中一個只穿著襪子，看來已沒什么分量，一只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個是女人，人們？她們舉行過葬禮，只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個更仁慈一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尸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隨處可見肥胖的野雉、野兔、狐貍和豺狼，但男人和女人卻找不到食物維持生命。”“在下一個城市是我所見過的最恐怖的一幕。清量，我到了城門，門的一邊是一堆男裸尸，像屠宰場的豬一樣被摞在一起。門的另一邊同樣是一堆尸體，全是女尸。她們的衣服被扒走換吃的去了。有馬車把尸體運到兩個大坑旁，人們把男尸扔到一個坑里，把女尸扔到另一個坑里。”……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對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禨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濟災民只是借口，“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志于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見，為此清廷特頒發諭旨給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影響和制約曾國荃。據李提摩太回憶錄所記，李提摩太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曾的秘書告訴他，巡撫因為李提？太的出現而非常生氣。李提摩太寫道：“他認為我的到來只是收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面后，盡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并且辦了通行證，他仍然不怎么高興，依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于困境。”

然而曾國荃畢竟不是死讀圣賢書的腐儒，當其意識到李提摩太一行并無惡意時，很快改變了態度。李提摩太在回憶錄中說：“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我商談。他們有那些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并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我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派官員和紳士幫助我，以便不受干擾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開始了，井然有序，直到結束。” 1878年10月，當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曾國荃給其寫了一封充滿贊美之辭的信，在信中，“他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代表我曾幫助他們擺脫饑餓的山西千千萬萬民眾，對我表示了感謝。”而為李提摩太蒙在鼓里的，是曾國荃奉命調查他而上的一道奏疏，曾國荃說：“此次英國教士李提摩太等，攜銀來晉放賑，迭準直隸來咨，當即分委妥員會同辦理，先在陽曲徐溝，諸稱平順。嗣該教士聞省南災務尤重，愿赴平陽散放，亦經分飭照料辦理，均極妥協，并無河南所奏情事。”從“并無河南所奏情事”一語中可以看出，當時同為災區的河南的官員肯定對洋教士有不利報告，清廷才下令山西方面調查，而曾國荃對洋教士則給予了與同僚完全相反的評價。

曾國荃與洋教士的誠懇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通過日記等形式向海外通報災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計，經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賑者從饑饉線上挽救過來的家庭數目達到十萬戶，得到救濟的人員高達25萬人。外洋賑款20余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很好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設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員時時猜疑處處掣肘，洋教士救濟災民之情再熱，也會被澆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