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政府支持南朝鮮李承晚，進行武裝干涉，并操縱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組成所謂的“聯合國軍”，赴朝鮮作戰。但是，戰爭初期，朝鮮人民軍向南一路勢如破竹，但隨后就由于戰線延長，加上美軍增兵，攻勢減弱，戰爭在洛東江一帶膠著。9月15日，麥克阿瑟指揮美第10軍在仁川登陸成功，截斷人民軍后路，南北夾擊，朝鮮戰勢立即逆轉，最終導致中國組建志愿軍赴朝。

然而，美軍仁川登陸雖然突然發動，但中國方面卻事先就有判斷。

那么，中國是誰最先作出這個判斷的呢？

一個流出很廣的說法，他就是原軍委總參作戰室主任雷英夫，即1950年8月下旬，他最早作出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的判斷，并獲得毛澤東、周恩來的重視，為此毛澤東還召見他當面聽匯報。對此，雷英夫本人也多次發表回憶文章，指出當時總參作戰室不僅預測了美軍的登陸地點是仁川，而且判斷出美軍的登陸時間是1950年9月15日。

（雷英夫）

可是，關于這種說法，在國內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檔案中均找不到佐證。

一些多年從事抗美援朝戰爭研究的學者也持有異議。那么雷英夫是不是中國最早作出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判斷的人呢？如果不是，他是誰？2000年前后，這樁公案終于有了答案。

1994年，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將蘇聯時期關于朝鮮戰爭的部分檔案，贈送給韓國總統金泳三。隨后，韓國外交部東歐科外交事務官白宙鉉根據這些檔案，整理了一本《蘇聯朝鮮戰爭檔案摘編》（1949年1月—1953年8月）。他驚人地發現：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早在朝鮮戰爭爆發剛一個星期后，就對美軍仁川登陸的可能性有所判斷。檔案記載的事情如下：

1950年7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突然接到周恩來辦公室的通知，要求他到中南海周恩來辦公室見面。他應邀而去，周恩來告訴他要和他交換關于朝鮮戰爭的看法，最后，周恩來說：“我們請你來，是要把毛澤東主席和中國有關朝鮮半島政治、軍事形勢的估計，轉告蘇聯政府。”

接著，周恩來說了如下的意見：中國估計，美國在日本的12萬駐軍中，大約有6萬兵力能夠投入朝鮮；這些兵力可能在釜山、木浦、馬山等港口登陸，然后沿鐵路線向北進軍。為此，建議朝鮮人民軍應迅速向南推進，以便占領這些港口。他還說：毛澤東主席認為，美軍將有可能在仁川登陸，為了防守漢城，朝鮮人民軍應該在仁川地區構筑鞏固的防守陣地。

事后，羅申大使把周恩來的傳話報告給了蘇聯政府。

因此，中國最早判斷美軍有可能在仁川登陸的人，在莫斯科方面被記入了歷史檔案。

白宙鉉通過這些檔案還發現：在8月至9月美軍仁川登陸以前，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領導人曾多次通過蘇聯政府或直接向朝鮮同志指出過美軍在仁川登陸的可能性。期間，毛澤東曾兩次接見朝鮮政府的代表，同他們討論朝鮮戰爭形勢的發展。在談話中，毛澤東分析，朝鮮戰爭的形勢可能出現兩種基本情況：第一種是朝鮮人民軍全殲美軍，把他們趕下海；第二種是戰爭的持久化。如果是后一種情況，他估計美軍會加強對大邱、釜山地區的防御，把朝鮮人民軍的全部兵力牽制在這個地區，同時從其他地方登陸。毛澤東還提醒朝鮮代表，注意應付后一種可能性，確保充分的后備兵力，更要注意敵人可能進攻的防御據點，如仁川─漢城和鎮南浦─平壤地區。

如果對俄羅斯的檔案資料還存疑的話，中國國內的研究也佐證了外方檔案的史料。《毛澤東與抗美援朝》一書引用了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起草給斯大林的一份電報（未發出）。電報說：

“還在今年4月間，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時候，我們就告訴他，要嚴重地注意外國反動軍隊侵略朝鮮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們三次告訴朝鮮同志，要他們注意敵人從海上向仁川、漢城前進切斷人民軍后路的危險，人民軍應當做充分準備，適時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從長期戰爭中爭取勝利。”

此書由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副主任李捷撰寫撰寫，2000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的這份電報無疑也證明：毛澤東早在7月份就預判美軍將在仁川登陸。

但是，毛澤東、周恩來的提醒和建議沒有引起朝鮮同志的重視。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

據此，雷英夫是中國最早作出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判斷的說法難以成立，一、毛澤東、周恩來等早在雷之前一個多月就對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作出了明確判斷。二、雷英夫在8月下旬判斷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并向毛澤東、周恩來匯報也可能是事實，毛澤東召見他，是自己先有了預判后獲悉雷也有這個判斷，便找過來聽取他的看法和意見。雷與毛不謀而合。但不能說他是中國最早作出這個預判的人。三、毛澤東最先預判有史料佐證，雷英夫的說法缺乏歷史證據，只有他事后的回憶。因此，那些說雷英夫最早判斷美軍可能在仁川登陸判斷的說法是缺乏根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