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自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后，由法國傳入中國，自始至今，有關此說的爭論不絕于耳。

“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舶來品”

“中國原子彈之父”這個說法是在1965年由法國傳入中國的。1965年7月，錢三強收到法國營養學校原秘書、督學巴杭德郵寄的法國《科學與生活》1965年6月號上的一頁剪報文章《在中國科學的后面是什么》。文中寫道：“中國的科學研究工作是由中國科學院領導的。北京原子能研究所的領導人是曾在巴黎大學Sorbonne部學習過的物理學家錢三強博士。他才真正是中國原子彈之父。”

這是目前所見“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最早版本。根據《錢三強年譜長編》記載，是年，法國《科學與生活》又刊出一篇報道中國核科學研究的文章，認為中國“最重要的核專家，是錢三強博士”。在當時，即便是私人信件，只要是從外國寄來的，都要由組織上收拆。巴杭德的這封來信，由原子能所首先拆看，后報“科委八局”，再轉二機部七局，最后批轉給錢三強的秘書。這么一圈批閱下來，我們可以確定，“中國原子彈之父”說從1965年開始就已被圈內人知曉并在國內傳播。

1967年6月17日，中國第一顆氫彈爆炸成功;6月18日，法國法新社科學編輯賽爾日?貝爾發表文章寫道：“人們認為錢三強是中國的核彈之父。”同一天，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發表文章說：“沒有哪個國家進展得有這樣快。法國爆炸第一個原子彈比中國早四年，但是仍然沒有試驗氫彈……關于參加這項計劃的人物，外人知道很少，但是這個計劃很可能是錢三強領導的。”這些消息和電訊，第二天就被轉載到新華社編發的《參考資料》上。由此，“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得到了更為廣泛的認可和傳播。

錢三強本人對“中國原子彈之父”一直持極力反對的態度。錢三強對此的態度是：“中國原子彈研制成功決不是哪幾個人的功勞，更不是我錢三強一個人的功勞，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外國人往往看重個人的價值，喜歡用‘之父’、‘之冠’這類稱謂。”

筆者曾有幸多次訪談錢三強的秘書、原中國工程院首任秘書長葛能全先生，葛先生談到，錢三強曾在不同場合對中外記者、身邊工作人員等說過類似的話。事實上，“中國原子彈之父”不但沒有給錢三強帶來榮譽，反而給他帶來了很多煩惱和傷害。最大的煩惱就是被人認為自己是在“爭功”，要知道，在那個只講奉獻的年代，突出個人很容易成為眾矢之的——盡管這并不是錢三強主觀的意愿。傷害則來自于“文化大革命”，在那個極左年代，“中國原子彈之父”是錢三強這個“反動學術權威”的罪狀之一，為此他沒少吃苦頭。

改革開放前，中國是一個非常強調集體主義、強調個人奉獻的社會，“之父”說本身就與當時的主導價值觀相左，很容易遭到批判和否定。另外，中國的核彈事業也確實是在毛澤東“大力協同辦好這件事”的指示下，各條戰線協作攻關的結果，做出突出貢獻的科學家有很多，把“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帽子戴在錢三強頭上，不少組織領導者和科學家有看法的。這也是改革開放后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討論和不同觀點形成的原因所在。

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說法

“文革”結束后，為了號召人民全力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國家有意識地加強了對各條戰線優秀人物和典型事跡的宣傳。作為宣傳重點的科技領域，有關“兩彈一星”許多鮮為人知的故事此時開始為人所知，并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 “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逐漸被更多的人接受和認可。

不過，當時思想日益活躍，人們對“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產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五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在社會上的認可度也最高。“文革”之后，“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廣為傳播，主要有三條路徑。

一條路徑是通過報告文學這一特殊載體而傳播。在1970年代末的報告文學熱中，錢三強成為重點宣傳對象。1978年9月26日，《文匯報》發表《熱風吹雨灑江天——訪核物理學家錢三強》一文，公開提到“中國原子彈之父”。1979年，北京出版社和中國科學院黨委合作出版《科學的春天》，這是中國科學院部分著名科學家的報告文學集，書中收錄了作家張炯采寫的《向光明的中國前進——記錢三強》。1987年10月27日，《科學報》發表文章《播春者之歌——記著名核物理學家錢三強的奉獻》。1990年1月，王春江著寫的《裂變之光——記錢三強》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隨后，《文匯報》、《北京晚報》進行連載，影響甚大。

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錢三強算得上是中國報告文學界的“寵兒”，“曝光”率非常高。“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也伴隨著這種高密度的正面宣傳，變得廣為人知。

第二條路徑是官方媒介的認可和宣傳，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官方媒體旗幟鮮明地提出和論證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1999年8月30日，《人民日報》發表《錢三強：“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文，這是中國最權威的官方媒體首次正面回應有關“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問題。《人民日報》的這一觀點得到了中共中央宣傳部的認可。1999年9月，由中宣部宣傳教育局編寫的《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的建設者》一書出版，該書為國慶五十周年而作，記錄了建國以來各條戰線上的模范人物數十位，其中就有《中國原子彈之父錢三強》一文，而對鄧稼先的定位則是“兩彈元勛”。此后，《人民日報(海外版)》于2007年和2009年兩次沿用了“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

第三條路徑則是大眾化的、民間的研究和傳播。包括學術界、科普界在內的社會各界出版的書籍、報刊之中，涉及“錢三強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內容非常多，這也是當前的主流觀點。

第二種觀點認為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此說亦影響甚大。作為杰出的核物理學家，鄧稼先為中國“兩彈”事業的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大貢獻，張愛萍生前就稱其為“兩彈”元勛。1986年，在鄧稼先生命的最后歲月，他的事跡經過官方媒體的披露和宣傳開始為人所知;6月，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親自簽署命令，任命鄧稼先為國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7月，國務院授予鄧稼先全國勞動模范稱號和獎章;月底，也就是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病逝。

由于國內媒體大量的宣傳報道，特別是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鄧稼先的充分肯定，有關鄧稼先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的說法于1980年代末開始傳播，至今不時見于書籍與報章之中。

美籍華裔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在此說的傳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楊振寧與鄧稼先之間有“50年的友誼，親如兄弟”。1993年8月21日，在鄧稼先去世七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楊振寧撰寫的《鄧稼先》一文，將鄧稼先與被譽為“美國原子彈之父”的奧本海默相提并論，雖然文中沒有出現“原子彈之父”的字句，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楊振寧是將自己的好友看作“中國原子彈之父”。因為楊振寧的名氣，也因為《人民日報》的特殊地位，該文影響很大，多為后來者征引。耐人尋味的是，就在楊振寧將鄧稼先與奧本海默相提并論大為稱贊之時，他又在段落結束的時候寫到了錢三強，他說：“當初選聘他們的人，錢三強和葛若夫斯(Groves)，可謂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對中國社會，美國社會各有深入的認識。”這句意味深長的話常為征引者所忽視，或許這句話更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第三種觀點認為聶榮臻是中國的“原子彈之父”。這種觀點最早見于1989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的分歧者》一書，該書作者是英國人克萊爾?霍林沃思，不過書中并未對此觀點進行深入說明和闡述。1999年王君編著的《我們的共和國叢書?九天攬月?建設卷》，從聶榮臻統攬全局，領導整個國防科技事業的角度，認為聶榮臻“不愧為我國的‘原子彈之父’”。

此說雖有新意，但卻與人們心目中的“中國原子彈之父”差異很大，因而影響有限。其實，作為新中國科技事業的杰出領導人，對聶榮臻的評價應當是超越“之父”說的。

第四種觀點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一個群體。此說于1980年代中期產生，影響也比較大。1987年，軍旅作家董濱的報告文學《中國原子彈之父》一書出版，該書用7個故事概述了中國原子彈制造過程中，從戰士到將軍，從技術員到科學家，不同行業人們的貢獻，該書認為：“他們是那樣浩大的一個陣容，即使是七十個故事也難盡述！但是，如果把他們的英名鐫刻在共和國核工業發展的史冊上，那只需要七個字便可概括——中國原子彈之父。”該書內容較為單薄，還存在不少勘誤之處，客觀地講質量并不高，但由于成書于1980年代中期，首印50000冊，主題鮮明，引人注目，還是有一定的影響。這一說法也被張開善先生發揚光大。

2006年，張開善在《中共黨史資料》上發表《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記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功勛科學家》一文，細數王淦昌、鄧稼先、錢三強、郭永懷、朱光亞、陳能寬、周光召、程開甲、彭桓武等科學家在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中的貢獻，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某一位科學家，而是一個卓越科學家群體”。此文一經發表，其觀點旋即被多家刊物和媒體轉載，引起較大反響。

張先生的這一觀點比較容易被人接受。但是，“之父”說本來就是強調集體之外的個人特殊貢獻，此說無異于消解了“原子彈之父”的意義。另外，張先生認為錢三強“從事核工業發展的高層組織管理工作，無暇參加到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研制的技術攻關當中”，“未能主持、參與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從而與中國原子彈之父的榮譽失之交臂”。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明顯有違歷史事實，值得商榷。

第五種觀點認為不存在“中國原子彈之父”。2011年，陶純、陳懷國著《國家命運——中國“兩彈一星”的秘密歷程》一書出版，由此書改編的同名電視劇也于2012年下半年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影響甚大。該書著者認為，“當代科學的發展早已不是愛迪生時代，原子彈、氫彈的研制是一項十分宏大的系統工程，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氫彈之父，中國的核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它取得的每一次成功都凝聚著萬千人的奮斗和創造，輝煌和光榮不屬于哪一個人，卻屬于每一個人，屬于每一個在這條戰線上埋頭苦干的無名英雄。”其實，這一觀點與第四種觀點一樣，都強調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結晶。

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不是個簡單問題

“之父”說起源于西方，是對人類歷史上在某一領域做出過特殊貢獻的歷史人物的譽稱。有別于東方社會強調集體的力量與貢獻，“之父”說帶有一定的西方個人主義色彩，是對個人突出貢獻的放大，或許這可以看作是“之父”說的某種局限性，但“之父”說的價值也是明顯的。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杰出人物往往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在一定條件下往往能夠促成歷史發展方向的改變。強調杰出人物的特殊作用，并不是要宣揚英雄主義和英雄史觀。

關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五種觀點，筆者以為，如果將“中國原子彈之父”視為一個群體，等于消解了“中國原子彈之父”的存在。如果因為中國原子彈研制的特殊性而突出強調科學家集體的作用，我們可以完全拋棄“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舶來品。然而，“中國沒有原子彈之父”的觀點也有很大局限。盡管中國的原子彈工程是集體力量的勝利，但具體到每個人，發揮的作用和做出的貢獻的大小卻是不一樣的。作為今時之人，我們還是有責任厘清歷史的真相，辨識這個集體中的每個人在這一宏大科學工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

如果我們認為“中國原子彈之父”是個人，那么，即便是參照“之父”說的基本內涵和要求，“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這一命題仍然存在著巨大的探討空間。因此，重要的不是我們要給出“究竟誰是中國原子彈之父”一個非此即彼的簡單答案，而是要在深入探討“中國原子彈之父”的過程中，更加深入地體會、認識每一個科學家在這一大科學工程中的獨特貢獻。（來自澎湃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