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1日，國民參政會第一屆五次會議在重慶召開。在致開幕詞時，蔣介石對來自社會各界、各個黨派的與會人員說道：“我可以說今天我們抗戰軍事力量，比前半年更見充實，一切技術與組織更有進步，敵閥已經上了絕路，已經預備進入墳墓……”

通篇的致辭，蔣介石的神態都保持著始終如一的堅毅，然而，誰都明白，真實的現實遠非那么樂觀。

戰場上的接連失敗，不僅令國土大片淪陷，也消解著整個軍隊的斗志;經濟上，大后方的物資缺乏以及隨之而來的通貨膨脹加劇，更使得艱難的抗戰局面雪上加霜。

那時，汪精衛叛逃重慶，本身就是一種悲觀情緒下的反應。親日派看來，蔣介石的抵抗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無數的犧牲，于是，他們千方百計地搞臭蔣的名聲，以迫使他辭職，為中日媾和開辟道路。蔣介石的壓力不僅來自親日派，國民黨的左派也對蔣的政策感到不滿，陳友仁就曾說：“如果我們還以為蔣介石能打贏戰爭，我們就不能使中國和我們自己免遭征服者的蹂躪。”也恰恰在那個時候，通過西方記者的報道，人們也慢慢接觸到中共地區的情況，那些報道描寫了一群社會道德和個人品德都極為高尚的人物，而與此相對，關于國民黨官員腐敗、徇私舞弊的消息甚囂塵上，所有這些都嚴重挑戰著蔣介石及他所領導下的政權的威信。

如果說，在國內，蔣介石已經預感到一些四面楚歌的寒意，那么，在國際上，世界幾大強國，對日本在中國的侵犯，又幾乎同時采取了一種放任的態度。1940年7月，仍未放棄綏靖主義政策的英國封鎖滇緬公路，這對中國是一個非常大的打擊。而美國則奉行孤立主義，蔣介石預期的美國貸款也遲遲未能拿到。北方的蘇聯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了歐洲，為避免兩線作戰的困擾，也在謀求與日本改善關系。

那一年，蔣介石正經歷著一生中最焦慮不安的時刻之一。他和他的中國，被逼入了一種孤立無援的絕境。蔣介石清楚地知道，作為一個世界上的弱國，單憑自己的力量又根本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他所有的希望，便是尋求外部的支柱。

戰時外交

在最艱難的時期，蔣介石依然表現出堅忍的不服輸的意志。1939年9月，他在日記中寫道：“國際情勢雖甚險惡，如我擇善謹慎運用，余深信必能使我國家從此復興也。”因而，對于外交的過問，蔣介石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審慎。

而抗戰開始后，國民政府的外交大權也開始迅速地集中到蔣介石的手中。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決議改組國防最高會議為國防最高委員會，以國民黨總裁為委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擁有緊急處分權，“對于黨政軍一切事務，得不依平時程序，以命令為便宜之措施”，蔣介石的權力空前強大。1941年底，由于新任外交部長宋子文常駐美國，蔣介石便兼理起外交部長職務，正式成為中國外交的最高決策者。

大權在握的蔣介石，也施行了一些極具個人色彩的外交方式。他往往打破常規、不問手續，并不拘泥于傳統的職業外交方式。他曾在日記中批評中國的職業外交官說：“中國外交人才，怯懦無骨氣，無責任心，惟私利是圖，徐謨之膽小如鼠，尤為可鄙。”他說：“中國從前的外交人員，尤其甲午以來的外交人員，就是抱著這自居卑下，甚至枉屈自全的心理，以為外交無法轉變國家的形勢，所以自前清以來，一切事業，都無進步，而以外交落后為尤甚。因為外交人員懷了這種錯誤的心理，所以行動就缺乏勇氣，處事就沒有剛毅精神，不能發揚國家的威信，達成政府的使命。”在他看來，大多數職業外交官“總還脫不了舊官僚與政客的習氣，生活不能緊張，心理不能改革，辦事松懈因循，不切實際”，很難適應戰時外交的特殊情況。

因而，在蔣介石處理對外關系時，他更樂于使用非正規的外交途徑，常常倚重一些“外圍人物”。在對美關系上蔣介石可以倚重宋美齡、宋子文和商震，對英有杭立武和王世杰，對蘇有孫科和楊杰，對德有李石曾和蔣百里——如此龐大的非職業外交人員群體，使蔣介石在選擇外交途徑時游刃有余。且圍繞在蔣介石身邊的外國顧問——如拉鐵摩爾，也使他獲取外交信息的途徑變得更加多元;諸如居里、威爾基等穿梭于重慶、華盛頓之間的外國特使，更使得蔣介石有能力繞過常規外交渠道，從容地施展他的“人身外交”。(陳雁《蔣介石與戰時外交制度》)

以蔣介石“人身外交”為主要特征的中國戰時“元首外交”，極大地改變了中國自有現代外交以來根深蒂固的過分依賴職業外交官的傳統。蔣介石所派出的私人代表與外交特使，又多為孔、宋兩家人員，他們利用自身巨大的活動能量，反而會取得一些意想不到的外交成果。

廢約交涉

戰時外交，除了在軍事、經濟上爭取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外，另一個重要方面便是在政治上爭取獨立自主的大國地位。

1940年11月，日本與汪偽政權簽訂條約，“撤銷其在中華民國所有的治外法權，并交換其租界”。日本放棄在華特權，實際上是一種策略，在政治上迎合整個民眾一直以來的廢約夢想，爭取更多民意，以瓦解已遷都重慶的國民政府的抗戰意志。

因而，為了提升重慶國民政府的地位，并挽救其日益受到挑戰的威望，蔣介石也將廢除各國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作為外交的主要內容。

1941年7月，蔣介石在和他的美國政治顧問拉鐵摩爾長談時說：“中國進行了足足四年的抗日戰爭，到頭來卻發覺自己依舊處境孤立……步入抗戰的第五年，卻沒有一個盟國。”與此同時，日本卻利用這種狀況大肆宣揚說，白人依舊把中國作為一個殖民地加以對待，中國盡管進行了四年的戰爭，卻仍然沒有得到民主國家的平等對待，因此應該另謀出路。

蔣介石說：“如果這一現象不加以制止，將會削弱中國的抗戰力量”。隨即，他向羅斯福總統提出兩個建議：建議之一是，由羅斯福倡議英國和蘇聯與中國結成同盟。建議之二是，中國參加英美澳和荷屬東印度召開的太平洋聯防會議。“這兩個建議中的任何一個付諸實施，都將保證中國與其他民主國家處于平等地位，并消除歧視中國人的感覺。”

然而在此后的一段時期內，盡管蔣介石做出了積極的外交努力，但英蘇忙于歐戰、無暇顧及遠東，美國也極力避免過早地與日本發生沖突，所以對蔣的建議反應冷淡。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向美國不宣而戰。太平洋戰爭爆發，蔣介石命運的轉機也隨之來臨。珍珠港事件的第二天，中國政府便向日德意三國宣戰，宣布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中德、中意之關系者，“一律廢止”。

這樣，中國與日本、意大利及其軸心國同盟的西班牙所簽署《辛丑條約》的相關條款至此廢止，而德國從《辛丑條約》中所獲得一切權益也早在一戰后就被中國收回。

不止如此，由于世界政治格局的迅速變化，中國與其他《辛丑條約》簽約國的廢約交涉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1942年1月1日，中國、美國、英國、蘇聯等二十四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了《聯合國家宣言》，這一宣言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從此，中國與英美正式成為反法西斯的盟國關系。從法理上，這些不平等條約依然將中國在盟國中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就成了不合時宜的東西。從現實需要講，中國戰場牽制著百萬日軍，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利于鼓舞中國軍民的士氣。

于是，國民政府將全面廢除不平等條約提到了議事日程。1942年10月，蔣介石在接見美國總統羅斯福的代表維爾基時說：“中國今日尚未能取得國際上平等之地位，故深盼美國民眾能了解中國，欲其援助被壓迫民族爭取平等，應先使其本身獲得平等地位始。”

1943年1月11日，駐美大使魏道明與美國國務卿赫爾在華盛頓簽訂《關于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條約第二條，規定大致如下：美國認為1901年9月7日之議定書，應行取消。并同意該議定書及其附件所給予美國政府之一切權利應予終止，美國愿協助中國與其他有關各國成立協定，將北平使館之行政與管理，連同使館界之官有資產及官有義務，移交中國。

同一天，外交部長宋子文與英駐華大使薛穆也在重慶簽訂《關于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條約第三條內容與中美條約第二條規定大致相同。中國與英、美兩國之間的《辛丑條約》正式廢止。

中國與英美交涉的成功，對其他的國家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43年10月20日，中比條約第二條，1945年5月29日，中荷條約第三條;1946年2月28日，中法條約第三條，均做出同樣規定，廢除《辛丑條約》。《辛丑條約》原簽字國，共十一國。除上述英美比荷法，五國外，其余如德、奧、俄、日、意大利、西班牙六國，因宣戰或改定新約，也已取消。

至于瑞典、挪威、丹麥、葡萄牙、雖非辛丑條約簽字國，因有使館界等關系、于1945年4月5日、1943年11月10日、1946年5月20日、1947年4月1日，先后以條約或換文放棄。至此，《辛丑條約》強加于中國的約束基本得以清空，列強通過《辛丑條約》在中國獲得的權益只剩下使館界一些房屋的產權而已。

當時，在美國商洽軍援的外交部長宋子文也向美國提出了廢約的問題。10月9日，美國政府通知宋子文及中國駐美使節魏道明：美政府準備立即與中國政府就廢約問題進行談判。同日，英國政府亦發表類似聲明。雙十節后，中國與美、英就廢約問題正式展開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