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從董仲舒開始的，可是董仲舒在思想史上一般被稱作新儒家。新儒家和傳統儒家的主要區別就是要和秦制兼容，不能反對秦制。但是也不能說，董仲舒就完全放棄了儒家的這些東西，他實際上也還是想對皇權有所制約的。那“革命”不能講了，怎么辦呢？董仲舒就想了一招，就是大量引進所謂的“讖緯之學”，即圖讖緯書。這是從戰國時期的陰陽家那里興起的一種學問。陰陽家特別強調所謂的“天人感應”，但是董仲舒講的“天人感應”實際上是指人間的善惡、治亂，上天會有感覺的，并通過一些象征符號來體現出來，這些象征符號有的是圖形，就是圖讖，有的是一些讓人不知所以然的文字，就是緯書。這些東西里面有很深的學問，一般人是看不懂的，誰能看得懂？只有儒生可以看得懂，那就可以用來解釋種種事情。比如說，有一些事情覺得這些事是壞事，就告訴皇帝說，不得了了，上天不高興了，某個地方掉下來一塊石頭，講一些啥啥，皇上你要注意，你不注意，上天就要發怒了。某些事情，如果你做得好的也是一樣，上天會有某種征兆，比如某個地方出現一只靈芝……董仲舒就用這一套神秘主義的東西，試圖對君主有所制約。

可是這個制約有沒有效呢？實際證明是沒效的。讖緯之學在兩漢曾經盛行一時，但是到了東漢，統治者就已經對讖緯很不滿意了。因為裝神弄鬼這一套，是可以為統治者提供一些依據，但是這些東西容易變成老百姓造反的工具。比如黃巾起義的口號“蒼天已死，皇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典型的讖緯語言，而且有人做過研究，說這幾句話除了煽動變天以外，里頭隱藏著一個符號，就是中平元年的某月某日，然后那一天果然是黃巾道徒“三十六方同日而起”，表現出非常高度的一致性。可是黃巾起義有一個非常大的特點，那就是全國的黃巾基本上是各自為戰，沒有任何統一的組織，現在的歷史證明，“三十六方同日而起”不是形容詞，真的就是在同一天。那么這個事情當然就使得統治者感到是一個問題。

我想大家不用看很多書，大家如果讀過《三國演義》就會知道里頭提到孫策和于吉的故事，孫策殺于吉其實就是鎮壓讖緯。那么到了后來，晉代、北朝一直到隋初，多次發生統治者嚴禁讖緯，焚燒圖讖緯書，殺讖緯之士這樣的事兒。有人甚至認為，北魏和隋初的兩次規模之大超過焚書坑儒，以至于圖讖緯書到了現在基本上就被滅絕了。今天我們已經見不到這個東西了，晚近的一些學者要研究圖讖緯書，他們基本上是找不到材料的。那么也就是說，你用這一套東西來嚇唬皇上，其實也是嚇不住的。

禮樂之變：從溫情脈脈到軍法恐嚇

既然嚇不住皇上，那么儒家要變成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支柱自然也是需要改造。比方儒家的“禮”這個概念，在漢代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在前面給大家講過，儒家是講小共同體本位的，儒家的“禮”一方面是強調長幼尊卑，另一方面是強調溫情脈脈，而且傳統儒家通常講“禮樂”，“禮樂”是禮求異，樂求同。“樂”是祭祀的時候大家都唱一樣的歌，強調的是認同。“禮”是區別貴賤的，區別上下的，所以“禮”一定要強調不同。可是強調上下尊卑的“禮”，是籠罩在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之下，因此即便是上下尊卑，給人的感覺也好像是一種保護。所以在傳統儒家的話語系統中，“禮”被認為是禮遇、禮待、禮貌。如果皇上對你好，這就叫禮遇、禮賢下士、待之以禮。當時很少有人用“禮”來描述一種威懾或者讓人恐懼的東西，但是從戰國年間開始，這個禮就開始出現了一些變化。首先就是軍隊內部的一些非常嚴厲的軍法被叫作“禮”。戰國年間有一部很有名的兵書叫作《司馬法》，這個《司馬法》就被叫作“禮”。《漢書?藝文志》把它列為“禮”類，叫作《軍禮司馬法》。那么這個“禮”本來是一種溫情脈脈之禮，但是到了《軍禮司馬法》里就已經變成了一個殺氣騰騰的法;這個“禮”本來是一種知遇之禮，但是到了《軍禮》中就變成了一種恐嚇之法。

但是這個東西能叫“禮”嗎？把你嚇得發抖就是對你的禮遇嗎？那是禮賢下士嗎？當然不是這么一回事的。其實，我們要理解“禮”的含義，就會知道《禮記》講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這是什么意思。這句話是對諸侯講的，意思是說，你作為一個諸侯，你對卿大夫你要禮遇，怎么禮遇呢？即使他有過錯，你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你要尊敬他，尊敬的結果就是你不要對他動刑，這就是所謂的“刑不上大夫”，實際上是“禮遇”的意思。但是庶人跟你隔著好幾層，庶人如果說應當得到禮遇，那也是庶人自己的主人的行為，每一個人都有主人的，庶人也有，那最直接的主人、最簡單的主人就是自己的父親，就是家長。那么會有別人對你禮遇，但是我就用不著給你禮遇。《禮記》的原文前面講的就是祖孫的關系不同于父子的關系，然后又講天子和諸侯之間有一種這個禮的關系，諸侯和卿大夫也有禮的關系，卿大夫和士也有禮的關系，但是這個里頭是不能越級的。因此我們看到所謂的“禮”，本來是一種小共同體內部溫情脈脈的上下之別，可是到了戰國年間，已經變成陌生人社會中一種帶有軍事色彩的、挺嚇人的一種事兒了。那么到了叔孫通那里，當然更是這樣。

周官作禮：打造中央集權的意識形態

到了西漢晚年出現了一個很戲劇性的事兒，據說是河間王劉德從民間仿造了一本書，這本書叫《周官》，這個《周官》到了西漢末就很受劉向、劉歆兩個人的重視。劉向、劉歆在西漢末年到王莽年間被認為是意識形態的專家，他們就認為這個《周官》應該叫作《周禮》，而且把《周禮》列入官學，甚至列入到了原來人們認為的《禮》的前面。就是所謂的《禮記》《儀禮》和《周禮》這“三禮”中，《周禮》又是放在第一位的。大家知道《周禮》本來就不叫《周禮》，叫《周官》，這一本書其實講的和小共同體內的、溫情脈脈的上下秩序毫無關系，它是以周的名義，說朝廷設有六個部門，叫作“天地春夏秋冬”，天官、地官、春官、秋官、夏官和冬官，這六官相當于后世朝廷的六部——吏戶禮兵刑工，天官就相當于吏部，地官就相當于戶部，地官司徒有屬官七十八，春官宗伯就是后面的禮部，有屬官七十，夏官司馬就是后來的兵部，等等等等。那么按照整個《周官》這本書，總共中央六部有360多個“司局級單位”，每一個職官都有不少屬員，合計有數萬人之多，整個這本書就是講什么官、什么衙門、干什么事。

那么像這樣的一本書，和儒家講的“禮”到底有什么關系呢？而且西周時代能夠有這樣龐大的中央機構嗎？所以很多人都認為《周禮》這本書來源是可疑的，而且你會發現關于《周禮》的爭論實際上是我們漢以后思想史爭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講得簡單點，凡是主張中央集權的、凡是主張偏向法家的那一套的，比如王安石，都是高度評價《周禮》的，認為《周禮》不僅是儒家的正宗，而且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王安石變法，搞理論基礎就是《周官新義》。那么凡是反對這一套的，凡是對法家那一套有反感的，從二程一直到康有為，都認為《周禮》是偽書，甚至有人說《周禮》干脆就是劉向、劉歆父子造出來的書，說他們為了王莽篡權編了這么一本書，作為王莽篡權的理論根據。其實照我看，說這本書是劉向、劉歆父子全部憑空虛構的，可能是有問題的，因為古代的書基本上就算是后人編的，基本上也用的前人的素材，憑空捏造是不太可能的。《周禮》這本書的很多材料，今人已經指出，在漢以前，在春秋戰國時代，是有人提過的，那么我們不能說它是一個憑空虛構的東西。可是我是相信整個《周官》描述的這樣一個中央政府體系是造出來的，西周時代不可能有這樣的東西，而且我們要知道中央機構分成六部是什么時候開始的呢？根據現在我們看到的材料，秦始皇時代是沒有六部的，秦始皇時代只有左右曹諸吏，漢武帝設尚書臺，本來是分成四曹，也就是后來的四部，到了漢成帝時代變成五曹，到了東漢光武帝就變成了六曹尚書，所謂六曹尚書就是后世的六部尚書。可是東漢的光武帝是不是最早搞六曹的呢？其實也未見得，我有一種猜想，而且我覺得這個設想是有道理的。我覺得王莽時代大概就已經有了六曹，而王莽這個六曹就是比附《周禮》的六官。劉向、劉歆搞了《周禮》這么一本書，列了一個六官，然后王莽就搞了六部或者說是六曹，到了東漢又繼承了這個東西。但是這個所謂的《周禮》的“禮”和儒家原來講的那個“禮”已經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它強調的是中央集權，這個東西已經完全是秦制的東西，根本就不是周制的東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