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立法繼承自《唐律》，規定“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

為革五代刑罰嚴苛之弊，宋朝創設“折杖法”，即在執行刑罰的時候，將死刑之外的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成臀杖或脊杖：笞杖刑一律折換成臀杖，杖后釋放;徒刑折換成脊杖，杖后釋放;流刑折換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

如此，“流罪得免遠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減決數”，通奸罪的“徒一年半”，折杖后的刑罰是脊杖十五，脊背打十五板子后釋放。

對通奸罪，宋政府又創造性地立法規定“奸從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與別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見為準，這一立法表面看起來似乎是在強調夫權，實際上則是對婚姻家庭與妻子權利的保護，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誣告。

我們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比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認為通奸罪是屬于“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綠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閑事了。

也許我們可以用南宋判詞輯錄《名公書判清明集》收錄的一個判例來說明：

大約宋理宗時，廣南西路臨桂縣的教書先生黃漸，因生活清貧，帶著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縣陶岑家中，給陶家當私塾先生，借以養家糊口，有一個叫做妙成的和尚，與陶岑常有來往，不知何故跟黃妻阿朱勾搭上了，后來便有人到縣衙門告發，稱和尚妙成與阿朱通奸，縣衙的糊涂判官不問三七二十一，將妙成、陶岑、黃漸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于杖責，發配充軍，這一判決，于法無據，與理不合，顯然就是胡鬧。

黃漸不服，到州法院上訴，主審法官范西堂推翻了一審判決，根據“奸從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黃漸的意愿，讓他領回妻子，離開永福縣。

和尚妙成身為出家人，卻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宋刑統》規定，“若道士、女冠奸者，各又加一等。”)，“押下靈川交管”，押送到靈川縣牢營服役，一審判官張陰、劉松則罰杖一百。

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過這一判決，申明了一條立法原則：“祖宗立法，參之情理，無不曲盡，儻拂乎情，違乎理，不可以為法于后世矣。”

國家立法，必須順乎情理，否則法律便有可能成為惡法，具體到通奸的行為，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中，確實是有傷風化、為人不齒的丑行，但是，如果男女間一有曖昧之事，不管當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檢舉，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則難免“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

因此，范西堂認為，對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從夫捕”加以補救，將通奸罪限定為“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濫用。

元朝開始尚沿用“奸從夫捕”的司法慣例，但在大德七年(1303)，元廷便廢除了“奸從夫捕”的舊法，原因是當時一個叫鄭鐵柯的官員發現，民間有男人“縱妻為娼，各路城邑，爭相仿效，此風甚為不美”，“蓋因奸從夫捕之條，所以為之不憚”。

鄭鐵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卻又無可奈何，因為按照法律，通奸屬于“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官員不能主動出馬捉奸，如果廢除“奸從夫捕”之法，要求“四鄰舉覺”，則小民“自然知畏，不敢輕犯”，元廷采納了鄭鐵柯的建議，頒下新法：今后四鄰若發現有人通奸，準許捉奸，“許諸人首捉到官，取問明白”，本夫、奸婦、奸夫同杖八十七下，并強制本夫與奸婦離婚，如此一來，人民群眾心底的“捉奸精神”一下子就被激發出來，南宋法官范西堂擔心的“開告訐之門，成羅織之獄”景象，宣告來臨。

可以看出來，跟后來的元明清有別，宋朝立法對于民間的通奸行為，基本上持一種比較寬容的態度，但同時，宋政府對于官員的通奸行為，又主張處以更加嚴厲的刑罰。官員與民婦通奸，宋人稱之為“監臨奸”，宋朝法律申明：“諸臨臨主守于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員犯奸，也不是“親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發的罪行，一旦有官員被發現與人通奸，往往還將受到降職、撤職的處分。

——這不奇怪，我們的先人認為，官員應該身為百姓表率，必須接受更嚴格的禮教約束，所謂“春秋責備賢者”，所謂“禮不下庶人”，說的便是這意思。

宋神宗元豐年間，登聞檢院的法官王珫，被人告發伙同兒子與大理寺法官石士端的妻子王氏通奸(口味真夠重的)，朝廷嘩然，雖然宋神宗發下批示，表示從輕發落，但臺諫官不干了，監察御史朱服立馬彈劾王珫：“珫父子同惡，行如禽獸”，雖得皇上寬恕，卻不知羞恥，還大搖大擺上班。如此德性，如何為百姓表率？必須交付有司劾治。最后，王珫父子被交給大理寺立案審訊，審理得實，王珫被罷官，放歸田里。

這宗通奸案還出現了一個插曲：王珫在大理寺受審時，供出宰相王珪的公子王仲端也參與了通奸(說到這里，我實在忍不住非常好奇那位王氏到底有著怎么樣的魅力)，但主審法官王援害怕得罪了宰相王珪，不敢深究下去，便草草結案。

然而，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結案未久，知諫院舒亶便站出來舉報說，王仲端與通奸案有涉，大理寺法官卻隱瞞不究，請重審深究，王仲端則上書辯解，稱絕無此事，宋神宗大為光火，任命御史復鞫通奸案。

這時候，宰相王珪的政治對手、大理少卿朱明之想借此機會打擊王珪的勢力，吩咐法官王援勇敢出來檢舉王仲端的罪行，別怕王珪那老家伙，朱明之又托人放出風聲，說皇帝欲深究王仲端之罪，企圖影響司法，從重治罪王仲端，這個過程比較曲折，我就不細說了，總之，案子審到最后，王仲端被處罰，朱明之等人也因為左右司法的圖謀敗露，受到停職、處罰金等處分。

發生在神宗朝的這宗很狗血的通奸案，雖然牽涉到復雜的權力斗爭，但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對于官員犯奸這事情，是覺得不可以容忍的，是認為應當受到深究的。

官員若通奸事敗，不但不齒于同僚，而且授人以柄，這樣的政治風氣其實是有好處的——可以給官員制造道德壓力，使他們不能不注意個人生活的檢點，事實上，現代政治也并非不講究官員私德，2012年11月，美國中情局局長戴維，即因為婚外情曝光而被迫宣布辭職。

如果說宋代對于通奸罪的立法態度可以給今人一些啟迪的話，我認為最值得記取的啟示便是：輕責于民，而重罰于官;注意保護小民的權利，而強調官員的倫理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