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多年前那場艱苦卓絕的反法西斯斗爭中，許多國際友人支持、幫助中國人民，本文從四個方面記述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跡，以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

旅滬外籍人士支援抗日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和1937年的“八·一三”戰事發生后，上海的外籍友人立即掀起了聲援中國人民抗日斗爭的浪潮，不但發表聲明談話，而且捐錢捐物，積極救助中國難民。

如旅滬韓國僑民各團體組織救護隊支援中國抗日部隊，其中上海韓人獨立運動青年同盟組織的救護隊，還奔赴前線救護與日寇血戰的十九路軍受傷官兵。韓國僑民團也積極募款，購買了救護用品數十箱送往前線。旅滬韓僑愛國婦女會也積極從事反日援華工作，在街頭演出革命劇，鼓舞民眾的抗日情緒，并在馬路上張貼反日標語。波蘭作家兼記者漢斯·希伯冒著生命危險深入抗日前線采訪，向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斗爭。奧地利記者魏璐絲寫了多篇譴責日本侵略的報道。加拿大友人莫里斯·科亨(漢名“馬坤”)曾任孫中山先生的副官，后成為中國軍隊的將軍，以“雙槍科亨”著稱。他奔走于世界各地，為中國軍隊爭取外援和采購武器裝備。

直接投身抗戰不惜捐軀

不少外國友人還直接投身于抗日戰爭，甚至獻出生命。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戰爆發后，旅滬朝鮮愛國志士決心與中國軍民一起打擊日本侵略者。4月29日，在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親自指揮下，韓人愛國團成員尹奉吉將炸彈裝進水壺，混進戒備森嚴的虹口公園。當日本侵滬軍總司令白川大將等軍政要員登上檢閱臺時，尹奉吉將水壺炸彈扔向檢閱臺，白川大將等30余位日本高級官員當場身亡。此事極大鼓舞了中國軍民的抗日斗志。尹奉吉被捕后壯烈就義。1941年11月30日，前文提到的希伯在山東沂南縣的一次戰斗中犧牲，倒下時手中還緊握鋼槍。

秘密戰線上的“國寶”

在這些投身抗戰事業的國際友人中，還有一批戰斗在反法西斯秘密戰線上的情報人士，被周恩來稱為“國寶”。著名的前蘇聯英雄里夏德·佐爾格于20世紀30年代在上海領導秘密情報工作，他的情報小組里有中、俄、日、德、英、美等各國人士，如史沫特萊、張文秋、陳翰笙、劉思慕等。周恩來曾親自會見佐爾格，并調派一批中共黨員參加佐爾格的情報工作。佐爾格情報組為蘇聯和中共獲取了大量日本高層及軍方的機密情報，包括日本進攻中國的計劃和部署、德國進攻蘇聯的日期等，為打擊德日法西斯作出了重要貢獻。佐爾格情報組的一個重要成員是前蘇聯偵察員路得·維爾納，代號“索妮婭”。作為情報組的聯絡員，她在家中與中外隱蔽戰線上的人物進行了無數次的聯絡和交談，佐爾格的備用電臺就在她家，許多中國左翼人士在此躲過了追捕。由于她在情報戰線屢建奇功，后來兩次獲得紅旗勛章。情報組另一個重要成員是日本共產黨員尾崎秀實，曾任《朝日新聞》常駐上海特派員，是中國問題專家，進而成為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可以自由出入首相官邸，參加首相的智囊團會議。在抗戰最艱苦的年代，他向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提供了日軍統帥部的許多戰略決策、日本天皇御前會議內容、日軍作戰部署、日本和汪精衛勾結情況以至軍用作戰地圖等情報。尾崎通過在上海的中西功將情報發往延安。中西功是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也曾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后在佐爾格小組和潘漢年情報系統工作，最大的貢獻是準確預報了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時間。

1940年，日本與蘇聯簽訂《日蘇中立條約》，兩國繼續保持非戰關系，一些居住在中國并持有蘇聯護照的俄僑便利用其合法地位為蘇聯和其他盟國做情報工作。如前白俄將軍莫洛契科夫斯基，就一直為中國某機關工作，提供許多重要情報。1941年10月26日，日本憲兵隊偵查到他在上海法租界的秘密電臺，突襲其寓所，莫洛契科夫斯基開槍自殺，年僅45歲。1941年6月德國進攻蘇聯后，日本南進還是北進成為斯大林和中共中央最關注的問題。尾崎秀實在得知日本決心同英美開戰的情報后，通過佐爾格及時告知莫斯科，使斯大林決心調遠東軍20個精銳師去莫斯科前線，在危急時刻扭轉了戰局。正是為了獲取這一重要情報，佐爾格的真實身份敗露，與尾崎秀實等人一起被捕，于1944年11月英勇就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