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近代中國著名政治人物及軍事家，名中正字介石，幼名瑞元、譜名周泰、學名志清。祖籍江蘇宜興，生於浙江奉化，逝世於臺北士林官邸。歷任黃埔軍校校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華民國特級上將、中國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同盟國中國戰(zhàn)區(qū)最高統(tǒng)帥、中華民國總統(tǒng)等職。

八月十一日上午八時，余南庚在榮民總醫(yī)院主持醫(yī)療會議，坐在主位的是宋美齡，坐次位的是蔣經國。余南庚匯報，蔣介石心臟恢復正常，肺部有積水現(xiàn)象，體力衰弱。當時，蔣雖已恢復進食，但體重僅四十六公斤，較前消瘦近十公斤。

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蔣介石重病剛滿一周年，島內盛傳蔣介石病危，或者甚至已不在人間。蔣經國為掃除外界各種謠諑，趁蔣孝勇(蔣介石之么孫)當天在士林官邸舉行婚禮之機，安排蔣孝勇、方智怡新婚夫妻，到榮總與蔣介石、宋美齡合影留念。洗出照片后，宋美齡、蔣經國挑選出蔣介石神情最健好的一張，交付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fā)布，印證蔣介石尚健在。

拍照前，隨從人員發(fā)現(xiàn)，暫時脫離重病階段的蔣介石，固然已可端坐椅子上，活動能力也尚稱靈活，惟獨右手因纏綿病榻，長年接受注射輸液，肌肉已嚴重萎縮，不僅無力握住把手，更因不聽使喚而頻頻垂落。為不讓人看出蔣的右手失去正常功能，宋美齡外甥女孔令偉命侍從以醫(yī)藥膠布，將蔣的右手固定粘綁在椅子把手上，以免拍照時露出破綻。

真假遺囑

蔣介石在右手肌肉萎縮之前，曾掙扎著寫下一幅毛筆字，書謂：“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這應該是蔣介石在一九七二年七月“中興賓館”昏迷蘇醒以后的作品。這幅字完成以后，交給了蔣經國，小蔣立即差人框裱起來，掛在自己堂屋內，供其拳拳服膺，日夜審視反省。

蔣經國在乃父去世之后，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十四日，曾經如此評說這幅字之深意：“先君在病中曾手書‘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十六字，付經國保存，此為經國敬謹奉藏先君遺墨最后之一件。先君崩逝，舉世同悲，經國五中哀慟，實所難堪！自先君之逝，每日摩挲恭讀，了知先君革命一生，實以此為日不去心徹始徹終之志事，謹敢以此先君手墨十六字，敬布于世，誠不知哀涕之何從也。”

由是觀之，蔣介石給蔣經國的這十六字箴言，應該就是父親送給兒子兼具公私意義的遺囑。

蔣介石于“中興賓館”陷入半昏迷狀態(tài)后某日，侍從醫(yī)官察覺蔣介石口中念念有詞，聲音十分微弱，而且蔣的寧波口音不好懂，侍從醫(yī)官立刻請值班的侍從副官翁元。翁元耳朵貼近蔣介石嘴巴，仔細聽了一兩分鐘后告訴醫(yī)官，“總統(tǒng)”說的是：“反攻大陸…解救同胞…反攻大陸…救中國…反攻大陸…救中國…”。是否蔣介石意識到自己陷于性命交關，故而以其微弱的叨念，交代最后遺言？不得而知。

據(jù)醫(yī)療小組的治療報告，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晚上八點過一刻，蔣介石即行入睡，等他熟睡后，值班的醫(yī)官鄭不非發(fā)覺蔣介石脈搏變慢，當即施行心臟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藥物急救。一二分鐘后，蔣心臟跳動和呼吸恢復正常。四、五分鐘之后，心臟又停止跳動，醫(yī)師再施行心臟按摩、人工呼吸及藥物急救，但心臟雖然時跳時停，呼吸始終未能恢復，并三度發(fā)生心室性顫動，經過電擊，蔣介石的脈搏、血壓均已無法量出。急救了三個多小時，四月五日晚上十一時三十分，蔣介石瞳孔已放大，心臟猶有微弱跳動。醫(yī)師最后以電極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臟，但仍屬無效。宋美齡最后命令放棄急救。醫(yī)師宣布死亡的時間為四月五日晚間十一時五十分。蔣經國觀察急救無效后，當場痛哭失聲，宋美齡則始終力持鎮(zhèn)定，兀自靜坐一旁流淚。

從蔣介石醫(yī)療報告得知，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當晚，蔣介石是在睡夢中心臟停止跳動，因而最后臨終之際，并未留下任何口頭遺言，逝前也沒有命令文書侍從(如秦孝儀)作任何書面遺囑。

秦孝儀奉宋美齡急召趕到士林官邸時，是在四月六日凌晨二時許，蔣介石已逝世近三小時了。秦孝儀當時奉宋美齡之命，連夜趕寫一份遺囑，純系臺面上官方版“政治遺囑”，不是真正的遺囑，更不是蔣介石留給親人的“家事遺囑”。

秦孝儀四月六日凌晨起即不眠不休，連夜撰寫這份“政治遺囑”。初稿寫就后，送交宋美齡過目，宋美齡特意交代秦孝儀，應再加上一句話，強調先生是信基督教的。所以，蔣介石的“政治遺囑”開頭即言：“自余束發(fā)以來，即追隨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穌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這份蔣介石死后才“補寫”的遺囑，備受時人爭議的有幾個問題：遺囑明明是四月六日清晨撰寫的，遺囑的末尾卻寫成“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儀承命受記”，尤其最后那句“秦孝儀承命受記”，被視為畫蛇添足之作，因為，秦孝儀抵達士林官邸已是蔣死后三小時以后的事了，何來“承命受記”？即使是承宋美齡之命，也不合遺囑系記載死亡當事人遺言之通則。

侍從人員為此緩頰，認為是參考汪精衛(wèi)寫孫中山先生遺囑之手法。此說更是不通，畢竟蔣、孫遺囑兩者情況大不相同。汪兆銘為孫文寫遺囑，一是遺囑內容完全系孫先生之生前口授;再者，汪兆銘本系孫中山屬意的重要骨干，何況汪氏是在遺囑供黨政要人簽名的區(qū)域內，注記“筆記者 汪精衛(wèi)”六字，而不是把名字注記在遺囑本文內。

一九七五年十月三十一日，蔣經國下令編印的一部紀念文集中，蔣介石這份政治遺囑的“秦孝儀承命受記”及首長簽名字樣，全部不見了，但是“耶穌基督”四字仍然留存在內，遺囑日期依舊是寫“中華民國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

至于蔣介石的“家事遺囑”，應該早在其晚年時期，在蔣氏父子及蔣宋夫妻之間，日常生活點點滴滴過程里，已經作了完整的交代。綜觀而論，真正算得上是蔣介石親自授權的遺囑，還是蔣介石病中，以危顫顫的右手寫下的那十六字“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置個人死生于度外”。

在蔣介石最后的日子里，他似乎冥冥中對清明節(jié)感觸特深，尤其是他再三品讀那句詩：“賢愚千載知誰是，滿眼蓬蒿共一丘”，他應當早已體悟，此生功名塵土、榮辱得失，如今俱往矣！遺囑不遺囑，對蔣介石已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