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與北洋軍閥的其他巨頭相比，有一個地方是不同的，那便是一生為官清廉如水，因此在當時贏得了“六不總理”的美名，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在北洋軍閥統治中國的16年間，有一個人能夠始終處于政治舞臺的中心，左右中國的政局。這個人就是“北洋三杰”之一，號稱“北洋之虎”的段祺瑞。在1924年3月紀念北京大學25周年的民意測驗中，大學生們選出的“國內大人物”中，段祺瑞得票僅次于孫中山、陳獨秀和蔡元培，與當時青年人的偶像胡適并駕齊驅，令吳佩孚、黎元洪、馮國璋、張作霖等人難以望其項背。

一生沒有不動產，甘當租房客

段祺瑞與北洋軍閥的其他巨頭相比，有一個地方是與眾不同的，甚至可以說是值得我們欽佩的，那便是一生為官清廉如水，不愛斂財，更不用人唯親。因此他在當時贏得了“六不總理”的美名，即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段祺瑞和當時其他軍閥一樣，也討了幾房姨太太。當時的第四位姨太太，一進門就愁眉不展，原來她已經有了意中人，段祺瑞便吩咐他妻子要像嫁女兒一樣，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讓姨太出嫁的事，在當時傳為佳話，體現出了段在私生活上較為檢點的一面，與其他軍閥欺男霸女、強取豪奪有一定區別。段祺瑞一生沒有不動產，這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政客中是絕無僅有的。段祺瑞在北京一直是租著房子生活，直到袁世凱以送套房子給他義女的名義(段祺瑞在原配夫人過世后，娶了袁世凱的養女張氏為妻)，給了段家一棟房子。這棟房產的原房主是與袁世凱打牌輸了40萬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給袁世凱的，可沒給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兒子拿著房契來找國務總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段祺瑞見人家手中有房契，二話沒說，帶著一家人搬了家，這棟房子只住了兩年。

段祺瑞曾是全國的軍政首腦，大權在握，自然不缺人給他送東西。但是他從來不收禮，只是遇見最親近的下屬和友人送來禮物、卻之不恭時，才會在禮物中挑選一兩樣最不值錢的東西留下，余者則悉數退還。當時的江蘇督軍、后來成為漢奸的齊燮元曾送給段祺瑞一件幾扇鑲嵌著各種寶石的屏風，五光十色，非常惹眼。段祺瑞的家里人都喜歡得不得了，都盼望段能留下這件寶物。誰知第二天再看，寶物不見了，原來段祺瑞一早就派人將屏風歸還給了齊燮元。只有一次例外，段祺瑞將別人送的禮物照單全收，那便是馮玉祥送來的一個大南瓜。1926年6月，段祺瑞欠黎元洪7萬元，后因無力償還被黎告上法庭，這件事足可說明段祺瑞在執政期間確實是一名清廉的官員，沒有多少家財。

中國數千年家天下和世襲傳統的熏陶，使得位高權重的官員總想要蔭及子孫。“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現象在中國歷史上已是屢見不鮮，但是在段祺瑞這里卻是個例外。段家家規很嚴，夫人和姨太太都不準干預公事。有一位姨太太想替老媽子的親戚謀個差事，段祺瑞立即氣歪了鼻子(段祺瑞在生氣的情況下鼻子會歪)，表示自己不會做出賣官鬻爵的事情。段祺瑞的兒子段宏業從小寄養在親戚家，十幾歲才回到段祺瑞身邊，小時候由于缺少良好的教育，所以文化水平不算高。不少人勸段祺瑞給兒子在政府部門安排個職位，段都沒有答應，在他看來自己的子女們應該靠自己，從最底層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胞弟段祺甫來京求大哥給自己找個官做，段祺瑞也是一口回絕，給了他一些錢回去做買賣。

段祺瑞在下臺之后，經濟來源減少，為了節省開支，段祺瑞一改從不管家的習慣，親自過目家中每日的賬目。為了減少開銷，段祺瑞在英租界47號路租了一套費用較少的住宅。喬遷之后，他連平日里十分喜歡的麻將也不打了，一日三餐都以米粥、饅頭、素菜為主，四季均著布衣。公館的規模也縮小了，廚房里人也少了，當差打雜的加上看門的，不過十來個人，原來太太小姐們每人屋里三四個老媽子也壓縮到一兩個。直到后來，除留下繼妻張氏在身邊外，其他姨太太都遣返回合肥老家，以減少開銷。家里時常出現揭不開鍋的窘困局面，多虧段祺瑞的一些老部下自愿輪流為段站崗放哨，幫助處理些雜務，這才使得公館中不至于到了黃葉滿階無人掃的地步。

晚節可嘉，不當漢奸

段祺瑞下臺后，主要居住在天津。1930年2月，馮玉祥和閻錫山聯合反蔣，日本人認為有機可乘，密謀策動“北洋派大同盟”，擁戴段祺瑞和吳佩孚為領袖，組織華北傀儡政權，以控制華北地區。在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的策劃之下，段祺瑞和溥儀曾在天津有過一次密謀的會晤，不過雙方都不愉快。事后有人問及，段祺瑞生氣地說：“鄙人不才，忝為國家元首，這小子到今天還擺皇帝的臭架子，真是豈有此理！”由于段祺瑞和溥儀的不歡而散使得日本方面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扶持溥儀成立了偽滿洲國，土肥原賢二又多次到天津秘密拜訪段祺瑞，想請段出面組織華北政府，并許愿只要段同意，日本將會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祺瑞的嚴詞拒絕。日本人的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不安，畢竟段祺瑞在當時的影響力還是很大的，如果段和日本人合作，那勢必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影響，蔣介石坐不住了。

蔣介石很快就采取了行動，他通過國民黨皖籍要員吳忠信引見，在北京飯店和段祺瑞的侄子段宏綱見過一面。蔣介石很誠懇地對段宏綱說：“我也是保定陸軍學堂學生，段先生是我的老師。我因公務繁忙，不能前往天津看望先生。” 蔣介石早年曾就讀于保定軍官武備學堂，段祺瑞當時兼任該校總辦，雖未為蔣直接授業解惑，但也算有師生之誼。會見后，蔣介石派吳忠信去天津拜訪段祺瑞，送去兩萬元生活費。以后經常贈送巨款，保障段祺瑞全家的日用開銷。這些錢對于捉襟見肘的段祺瑞來說無疑是雪中送炭，也讓他加深了對蔣介石的好感。1933年1月19日，交通銀行(601328，股吧)董事長錢永銘持蔣介石親筆信趕到天津。信中，蔣介石懇請段祺瑞“南下頤養”，并表示待其南下之后，“隨時就商國事”。年近七旬的段祺瑞本想在北方頤養天年，但當時風傳日本人要劫持段祺瑞的消息，因此段也同意南下，他對錢永銘說：“我已老，不中用了，如介石認為我南下于國事有益，我可以隨時就道。”

彌留之際的“八勿”

段在彌留之際，還心系國事，留下親筆遺囑，向政府提出“八勿”之說，作為國家的“復興之道”。這“八勿”乃是：勿因我見而輕起政爭;勿尚空談而不顧實踐;勿興不急之務而浪用民財;勿信過激言行之說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忘鞏固國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國粹;治家者，勿棄國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段祺瑞的這“八勿”之說體現了其一生的政治、軍事、外交、教育等各方面的心得，也頗有哲理，對后世的執政者有一定的參考借鑒價值。總之，在眾多的北洋軍閥中，段祺瑞是一個頗具爭議的人物。歷史已過去數十年了，我們的評價也可以更客觀公正一些，可以放棄一些貼標簽式的定論，這無論是對段祺瑞還是對歷史本身都會更公平一些。(何虎生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教授、博導)